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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的怀念  难忘的教诲
—忆周总理对我的亲切关怀     ●张越男

 


  在纪念周总理逝世19周年的日子里,往日周总理爽朗的笑声,仿佛仍在我耳边回响;总理的谆谆教导,再次在我胸中激荡。
第一次见周总理
  我第一次和周总理见面,是50年代初。
  那时,我刚刚从朝鲜前线调到总政文工团,战争的硝烟在我身上还留着深深的痕迹,黑红的脸庞,圆呼呼的头上,扎两根小辫子,用同志们的话说:“土里土气的”,是个极普通的合唱队员。一天,周总理来到排练场。他老人家一进门,会场马上就活跃起来。很多老同志都拥到总理身边,请总理跳舞。当时我是第一次见总理,心里还真有点害怕,总是躲在后边。总理先后和几个人跳,一会儿换一个同志,还不断地询问:“还有谁没跳啊?”我见大家都那么毫无拘束争先恐后地和总理跳,就鼓足了勇气说:“还有我”,总理笑着说:“快来呀!”跳时,我的心怦怦跳,手直冒汗,生怕踩了总理的脚。总理大概发现我很紧张,就一边跳一边和我聊天,问我多大了,什么时候参军,什么地方人,叫什么名字,我一一作了问答。当总理听到我叫张越男时,朗朗地笑着说:“嗬,好厉害,要越过男同志。”我告诉总理:“因为旧社会重男轻女,我父母是知识分子,为了反封建,就给我姐姐取名叫超男,我叫越男。要是总理觉得这个名字不好,我可以把男字改成困难的难,音同字不同,意义也不错……”我竟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早把刚才的紧张忘光了。总理说:“嗯,名字很好就,有纪念意义,不用改。”从此吗,我对总理再也没有生疏和紧张的情绪了。此后,总理一次就记住了我,还经常向其他首长和同志介绍我。

总理要我们搞名族化
  为了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总政歌舞团成立了民间歌舞队,由陈其通、时乐濛两位同志具体领导。我调到了民歌演唱组,经过紧张的学习,排练,下民间,不到半年时间编排出一台晚会,请周总理来审查。总理给予了充分肯定,让我们去经受观众的考验。这时正赶上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在北京召开,我参加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演出,没想到观众是那么喜欢我的节目。在河北梆子《大登殿》演唱进行中,两次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演出后不久,总理在排练场接见了我们,总理很兴奋,鼓励大家继续搞下去,又把我叫到身边说:“很好,你有无决心搞一辈子自己民族的东西?”“我有决心,也有信心。”总理满意的点点头亲切的说:“要刻苦学习,广泛吸收,谦虚谨慎,听专家的,也要听工农兵的。”并详细询问了我河北梆子跟谁学的,和原来的旧段子有哪些不同。在总理的关怀支持下,我的独唱经常在北京参加接待外宾的大型演出。每次总理陪外宾观看演出都高兴地带头鼓掌。后来知道,河北梆子《大登殿》的演出也得到了外国专家的好评。如苏联指挥专家杜马舍夫曾和中央乐团同志们说:“你们整天说意大利发声法,总政歌舞团女高音张越男就是典型的意大利发声法,你们可以去听听。”领导、专家、观众的一致好评,使我深深感到毛主席指示的英明。总理的支持不只是我个人的演唱有什么了不起,而是鼓励我们走民族化的道路。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遇到什么困难或个人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我都会想起总理的关怀和教诲,它成为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总理看我团演歌剧
  1957年我们排练了歌剧《两个女红军》, 我在剧中扮演女主角顾梅英。总理在百忙当中观看了演出,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如最后顾梅英要发动群众去取得革命胜利,不要靠装神弄鬼去和敌人斗争。
  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我调到歌剧团排练演出了大型歌剧《柯山红日》。这个戏主要反映西藏的,在敌特煽动下搞叛乱。我军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广大西藏人民群众,和多数拥护党的上层头领,平息了叛乱,解救了人民群众。总理看过戏后很高兴地说:“北京有《柯山红日》和《文成公主》两台戏,我在国际上就好说话了。”并多次陪外宾观看演出,对剧本提出很多改进意见。譬如总理说:“黄英(解放区医生,有我扮演)最好不要死,她一死,最后欢庆胜利,人民群众都欢快不起来了嘛!让她负伤好不好?”总理以商讨的口吻与作者谈,还说:“第五幕剧情很紧张,藏族姑娘卡玛与未婚夫的大段爱情戏应删减,因为这时观众心急如火,敌人已叛乱了,观众关心的是赶快给解放军送信,顾不得听他们谈情说爱。”作者接受了总理的意见。实践证明总理的意见是很正确的,这些意见充分体现了观众的心理要求,是合乎艺术规律的。
     1963年,总理看过我团演出的《夺印》后指示:“要拆音墙”,想办法使观众能听清演员的唱词。当时全团同志连夜落实总理的要求,把乐队从乐池搬到舞台左侧,又请总理来看戏。休息时,总理走上舞台,问乐队有什么困难,舞美队换景有什么问题,演员有什么不方便,等等。大家如实地向总理做了汇报,对出现的新矛盾,主动积极地去克服,总理很满意。记得当时陪同总理一起来看演出的,还有肖华主任,他的通讯员是江南人,我团场记也坐在总理身后,不时把意见记下来,总理一边看戏,一边征求身边同志的意见,问通讯员听清词了没有?音乐好听不?演出结束后,总理走上台,一一和大家握手,当走到我跟前时,总理一边握手一边说:“你的唱词还不够清楚,胡素芳的曲调(胡由我扮演)不如东才妻的顺耳”。我愉快的接受了总理亲切的批评,决心在演唱上下更大的功夫。记得他老人家在观看我们话剧团演出时曾说:“你们有目中无人,心中有人。”“重视舞台,藐视舞台。”这些话看起来都是对表演艺术讲的,实际上反映了敬爱的周总理鲜明的群众观点,总理心中装着亿万观众,他时时处处是站在一个群众的角度来观察审视处理问题。

总理让我唱毛主席诗词
  总理最喜欢听毛主席的诗词,一次我团到中南海执行任务。在舞会中,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朱总司令都来了,总理特别高兴就对我说:“张越男唱首主席诗词吧!”当时我没准备,就说“没乐队行吗?”总理说:“那就清唱吧!”这时广播乐团的竹笛演奏家刘森同志听见后,就用一只竹笛给我伴奏,我们没俩就这样合作演唱了《蝶恋花》。毛主席安详地坐在躺椅上,静静地听着,一边吸烟,一边轻轻地用手在椅背上打着板子,沉思着……。演唱完了,毛主席双手还轻轻鼓掌。总理对演唱也很满意。《蝶恋花》原来结束句的曲调是落在5音,较平。在国庆晚会审查中,总理提出要把人民胜利的喜悦充分展示出来,最后一音改成今天的处理。事后我征求刘主席意见,他说:“毛主席诗词还是好理解的,他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总理则进一步鼓励我要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主席诗词的理解。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位这么多中央首长歌唱。这一幸福时刻,永远珍藏在我心头。

在总理关怀下的《东方红》大歌舞
  《东方红》大歌舞是在总理亲自领导关怀下产生的。它是一部史诗性的、形象生动的党史教材,这一工作由首都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三千多人参加。我永远忘不了总理一口气为全体演职员工做了将近七个多小时报告,讲党的“三大法宝”,没讲一点自己的功绩。最后离开讲台时,嗓子干了,走路也有点趔趄。当时总理60多岁的老人了,他老人家忘我的工作,苦口婆心的教导,使同志们深受鼓舞和教育,加深了对自己工作的认识。《东方红》的演出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将近一年的演出中,没出任何事故,同志们都是那么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工作。还记得,当时担任独唱的演员都是各单位的主要演员,除了唱好自己的歌就没事了,但舞蹈队和表演唱的同志,一人要演十几个角色,脱掉这套衣服,马上换下一场衣服,几乎人人需要赶场,于是我们这些独唱演员就自动担负起叠衣服的任务。衣服叠得样式大小规格都不一样,上衣、下衣、帽子、腰带、鞋,都要求放的整齐、统一,演员只要按顺序穿都不会错。我们一叠衣服就是一晚上,大家彼此支持合作。几千人的后台非常安静,只听得舞台监督用报话机调动队伍的声音。前台合唱队和乐队同志,一站、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能动,为了保证当晚演出,他们白天不敢多喝水,这是多么难得的敬业精神啊!有几次外宾向总理提出要参观后台,总理要求大家,演完后五分钟必须全部撤离舞台,后台一人不能留,同志们照总理指示办了。外宾到后台,表示十分惊奇,几千人怎么一下都不见了;上万件衣服,那么多餐具,像小山似的景片,按场次摆放地整整齐齐,有条不乱;每个房间、走廊打扫得干干净净。外宾非常赞赏,总理很满意,同志们听后也从心里高兴,应该说这是在总理领导下创造的奇迹!

逆境中倍感总理亲
  在十年浩劫中,我和文艺界其他同志一样,也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运动一开始,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什么修正主义黑苗子,什么黑尖子,文艺黑线的吹鼓手,黑党员……。总政被一小撮坏人称作阎王殿,并要彻底砸烂!当时的文工团,不只进了军管小组,还进了工宣队。在黄、吴、叶、李、邱的把持下,大批老同志调离北京。我派到托儿所当阿姨。当时,人心惶惶,随时准备军管组或工宣队的人谈话,总政文工团面临解散的危机……。就在这关键时刻,总理挽救了我们。那是在一次国宴后,总理把当时在大会堂当服务员的我团家属小张叫过去问:“总政文工团干什么呢?”小张很坦诚的如实对总理说:“军宣队和工宣队天天找人谈话,有大批老同志被调走,包括三八年老同志在内,谈话后限三天离开北京,时乐濛等老同志天天流着泪到车站去送人……。”总理一听非常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总政文工团不是斗、批、散单位,很多老同志都是艺术骨干,不能随便调走。”随后说出一大串老同志的名字,其中有我、寇家伦、张久明、徐有光、苏盛兰、左哈拉等等,总理明确指出这些同志不能走,小张回到家把这一消息传给了文工团,当时我们正集中办学习班,同志们听后热泪盈眶,激动万分,军管组乱了手脚,这才把总政文工团和部分老同志留下来。
  1973年我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招待沙菲副总统。演出结束后我们正准备从东门乘车,忽听身后总理的声音:“前边是总政文工团的队伍吗?”大家回头一看,是多年不见的周总理,都停住了脚步,都过去把总理团团围住。总理没看到我,就问:“张越男来了吗?”我从同志们身边挤到总理面前,又兴奋,又激动,握住总理的手,百感交加,竟说不出一句话。总理问我们来干什么,并说他刚开完一个会,没能看演出,还问我们都多大了,当问到左哈拉时,左哈拉说:“老了”,总理双手在胸前一抱仰面笑了,那笑声还是那么亲切,“三、四十岁算什么老嘛。”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总理这次指是我们:“两个团(指歌剧团、歌舞团)可以联合演出,要一专多能,不要分工太细。”回团后领导对总理指示连夜进行了研究落实。多年来,我们两个团经常协作演出,在军内外产生很大影响,不管是顺利时,还是在逆境中,正是因为有总理的关怀,这支军队的文艺队伍,始终坚守在党的文艺阵地上。

总理最后一次听我唱歌
  为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驻京部队各文艺单位在北展剧场举行了联合演出,当同志们听说总理秘书打来电话说总理今晚要通过电视直播观看这场演出时,大家非常高兴。但同志也增加了几分忧虑,“是不是总理身体有些不舒服?否则,他老人家一定会到现场来的,”听到大家议论,我的心情也有些沉重,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认认真真地工作,这场晚会除了战友文工团重排的《长征组歌》,还有一部分新创作品。使我格外激动的是我今晚要唱《井岗山颂》。十几年前邓大姐就转告了总理的指示:“要写井岗山,这是毛主席创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这些话我没有忘,唱井岗山成为我多年的心愿,如今能完成总理的嘱托能不高兴吗?!所以,尽管这首歌从拿到曲谱到与乐队合成排练演出,时间很短,但我有一颗如饥似渴的追求,很快就达到了演出水平。总理虽然没坐在观众席,但他老人家在屏幕前,我心中默默祝福着,祝愿总理早日康复。可是没想到,这是总理最后一次看我演出。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总理丢下我们走了。噩耗传来,我们的心碎了,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心疼,真觉得天塌了,憋闷得喘不过气来。……总理的光辉形象日夜在我脑海中浮现,总理留给我们宝贵丰富的精神财富,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头,它将激励我们为党的文艺事业奋斗不息!

一个迟到的消息
  1994年春天,在南京举行了全国民族声乐研讨会,我作为代表参加了座谈和演出。一天演出后,老院长(中央音乐学院)赵沨同志叫住我说:1965年中国音乐学院建院时,总理把我叫去说,现在有“白毛女”、“茶花女”、“七仙女”三种唱法,这三种唱法,终究要走到一起去,会出现一种新的唱法,即中国唱法。其实,这种唱法已经有了,马玉涛、张越男不就是我们中国的唱法吗?老院长边吸着大烟斗,一边说:“当时我贪污了这句话,现在告诉你。”这虽是个迟到的消息,但对我这个年已花甲的人来说是多大的鼓舞和鞭策啊!总理,您放心吧,我将永远永远,一辈子搞自己的民族声乐艺术!我老了,还有下一代人,民族声乐艺术必将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为祖国争得荣誉。总理,您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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