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唱法”很有学问可做
吴雁泽

     “中国唱法”的研究，我觉得这是件大事，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开始，这其实早就开始，只是在社会上没有这样一个团体，来予以系统的整理、加工、提高，来形成一个理论，从而把中国的演唱推到一个更高的高度，进一步唱遍中国，然后跟世界接触。现在要诞生这样一个团体，是把这个事重视起来了。
     我作为一个歌唱者来说是非常激动的。我今年已经56岁了，唱歌也已经30多年了，当然比起很多老师从40年代就演唱研究，那我是小学生，但就我这个年纪，也唱了三十多年了，追求什么呢？就追求一个中国式的演唱，过去没有这么明确，过去是从服务观点出发，过去讲“三化”，第一是革命化，第二就是群众化，最后是民族化。这“三化”加起来还是大众化，就是必须要为中国人接受，这一点我觉得是从服务观点出发。我们这一行其实也是，你说你唱了一辈子，服务了一辈子，别人不接受，是多么让人悲哀。今天能够重视起来，我觉得是让我非常激动、感动的作法，我之所以今天能参加这个会，也跟大会的组织者的初衷是有关系的，因为我是唱中国歌的，而且我是唱地方歌的，唱中国的大众歌比较多，是怎么唱起来的呢？我还得返回头说，尽管在音乐学院学了五年，但是最后到了工作单位，就要求你受群众欢迎，最实际的是受听众欢迎，能被群众接受，我觉得这样的歌手是成功的。年龄比较大的宋承宪，张映哲老师，他们是成功的，他们成功从哪来呢？就是从人民接受而来的，接受从哪来呢，就是人民听得懂，这非常简单，他们听得懂，就接受。刚才宋老师、薛老师谈了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新年音乐会当中有位歌唱家唱了半天，到第四句才听出来，他唱的原来是中文，原先以为唱的是外文，这就是他没有被人民所接受，而有些歌唱家一开口就很受欢迎，就有人鼓掌，不是他的声音，而是他的字，穿透了听众的心灵，他被接受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唱法”它的核心在哪里，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今后如果说，把“中国唱法”这个事研究起来的话，有很大学问可作，刚才宝璋同志也谈了，把那几位前辈请来，就把这些宝贵财富总结一番，这就是“中国唱法”的内涵，这多好，绝不能说，某一个人是最全面的，他就是“中国唱法”，那不可能，群众说：多少歌唱家，多少歌者，几代人集中起来，而形成这样一个体系，这才叫体系，不是说某一个人就是体系，说不好听的，意大利唱法，卡罗索也是继承了前人的经验，他才唱得出来，是从前人的不成功中总结而形成的成功，所以说咱们这个“学会”的成立是很有意义的，就把这几代人，多少位演唱家演唱的精华提取出来，就足以建成“中国唱法”这样一个体系，什么时候建成，这很难说，努力吧，刚才薛老师说了四个起来，宋老师又加了一个起来，我说咱们多几个起来也行，关键是要发展，就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很有得做，而且咱们的财富是大大的，不是说到处去收集，而是摆在这儿，无论是演唱实践到我们的演唱历史，如果说演唱历史，我看不是几百年的问题了，我们的目的就是继承传统，发扬传统，然后又在继承中发扬，在搞民族中还要和现代、当代相结合，这样一来“文章”就有可作的了，而且很多事情可能会越做越深，越做越光明，这很好，所以今天我来参加这个会很激动，而且也非常振奋，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之后，我觉得这个会是会开好的。因为从这个名单来看，方面比较广，我也赞成张映哲老师的意见，是否能吸收一些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有一点成就的年青人参加，这对于我们声乐学会的成立会更赋予一些新的东西，当然我不是说老师们都老了，因为年青人毕竟年轻，而且有些新的感受，他们和时代的脉搏接近得更贴切，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允许他们发言，也许他们发言是不准确的，也许他们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但是我想他们现在能在台上唱，我觉得这是很勇敢的，这种勇敢将给我们这个学会带来新的东西，不管他对与否，他是新的，我们将在对与否中提取对的。另外，我想在这个会议期间，吕骥老师提到一个说法：“论而不争”，这个说法有它的道理，因为“争”来“争”去，“争”了多少年了，现在不是一个“争”的问题，而是一个“论”，“论”当中就存在着“争”。不是只有一“论”，因为一家“独论”不可能，肯定是百家都在“论”，“论”本身就是“争”，不一定是拿出一个题目来，大家非争个你死我活不可，这个提法我是非常赞成的，很好的，所以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倡议下，主持下开这个会，这个会就会开得更加气氛，更加具有团结性，会给以后行动起来，发扬起来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摘自：1996年10月中国声乐学会专刊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