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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沨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赵沨
个人简历:
(1916-  )音乐教育家。河南开封人。1931年开封建华艺术学校肆业。曾在香港中华音乐学院、新加坡中华艺术专科学校等处任教授。建国后任政务院文委计划委员,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现为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中国音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员。《音乐研究》主编。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客座教授。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历届全委。曾编译出版《和声学初步》、《对位法初步》、《赋格初步》、《曲调与和声》、《和声的进行》等书。论著有《诗经的音乐及其他》、《贝多芬和他的九个交响乐》、《音乐和音乐家》。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赵    沨

尊敬的同志们、亲爱的朋友们:
     由于我生病,在医院的病床上,有好几条输液的管子,有好多条电线的端子,不能离开病床。因此,没有办法参与我们的盛会,对我来说,这将是我个人最大的遗憾。
     首先我想讲的是从五十年代初期就提出一个争论,就是所谓“洋唱法”和“土唱法”的一个争论。应该说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因为,新的音乐运动向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但是面对中国的传统现实,人民在音乐生活上将遇到许多问题。不是说用西方所有的东西,都能解决好我们现实存在的许多问题,歌唱就是其中之一。
     所谓“土唱法”也好,所谓“洋唱法”也好,当然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中国从田野到舞台剧场,一直到庙堂,都有自己的传统唱法,这种唱法有很长久的传统,不是数以几百年计,而是数以千年计的悠久的传统。传统唱法在中国可以说有几千年的历史,当然发展最高的首先是我们的剧场演唱。各种地方戏,上溯到京戏,以至于昆曲、南音,这些剧场艺术的演唱方法,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其次就是群众口传心授的一种田野唱法,所谓田野唱法就是指大山、大川等一切田野之间所产生的这种艺术。这种艺术应该说也有很悠久的历史,也有很高的成就。第三,可以说是存在于庙堂之中。比如说,都知道从先秦时期,中国的歌舞,封建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典礼音乐,都有国家的祭祀音乐。这种音乐可以说是王权的象征,王权的骄傲。这种音乐是带有颂礼性的音乐,现在我们知道的比较少。但是我们可以在民间看到很多这样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据说,这种音乐过去是一代代口头传述的。但是大的家庭,大的地方,场面就用一种更高学位的人。所有这些我想说明中国传统声乐唱法已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非常辉煌的成就。
     西方的声乐唱法,应该说也是有很辉煌成就的,至少在几百年来民间发展发声的基础上,在剧场艺术上,舞台艺术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们的“唱法”也得到了很高的发展。但是不管这种“唱法”怎么样,有一方面是共同的。这一点,使我回想起毛泽东当年对音乐工作者的讲话时说:“音乐的中心问题大致上是共同的,可能有些事情是不一样的。”原话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这就是说,中、西音乐,中、西方“唱法”,有大同小异之处,所谓大同是大的原理上是一致的,象毛主席说大的基本原理上是共同的,在小的方面有许多不同,特别是在艺术表现上有很多不同。所谓小异是指内容异,也指形式的异,比如在风格上,由于风格的需要,在演唱方法上要有一定的加工,在这个方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所以风格既有技术、又有内容,但更多的是通过技术表现的。技术,就是方法,所以大同小异,小异主要是在方法方面,而不是在大的原理方面。比如,西方讲声音是“呼吸的根本”,中国讲“气则声之帅也”。这不是一样的意思吗?所以说很多大的原理上,中、西唱法没有分岐,只是由于很具体的艺术表现的风格技术上的不同,这个中间产生了方法小异之处。虽是小异,但它是问题的关键,我们面对,这些小异,正确解决这些小异,甚至把小异纳入正确的轨道。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我们对西方的绝对不要采取消极的态度,一条道路是我们对自己传统的必须采取认真继承的态度。
     在艺术上,根据我们今天和当前音乐生活,音乐现实和社会生活的人民群众的需要,对传统唱法和西方唱法都加以适当的改造或调整,这必将产生出来我们过去认为“中国声乐学派”的艺术或称之为“中国的唱法”。这一点,讲到这里不得不想起敬爱的周总理曾说过的几句话。这可能是在六十年代初期讲的,我回忆了很久,不能回忆得很清楚,大概是总理看了什么戏,人不多,我在场,讲了这样几句话:“你看,咱们现在有《白毛女》、《茶花女》、还有《七仙女》,在歌剧中都演过了,也都有了经验了,是不是在这三种‘女’中间还会产生什么新的‘女’呢?这个新的什么‘女’的唱法,说不定就是我们最理想的‘中国唱法’”。总理说了这几句,紧接着补充:“在部队里的马玉涛,还有张越男等同志,他们不是形成了自己的唱法特点吗?他们的唱法我可以给取个名字,就叫作革命歌曲唱法,所以说,我们作了《白毛女》的实验,《茶花女》的实验,作了《七仙女》的实验,有可能产生一种什么‘女’,这个‘女’真正代表东方的好的传统,西方的有益的传统借鉴,综合形成的好的‘中国唱法’”。我记得总理的大意说的是这样。可惜经过十年动乱,我详细纪录的小本本都毁了,所以查不出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的根据。这些话可能是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大礼堂讲话时讲过。由于在当时六十年代初期,情况已有一些变化,如学校参加“四清”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也来不及写文章,没有很及时的来总结、广泛地传播。这一点也是我内疚的,因为总理这个批示到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是说他讲的话,非常形象的给我们讲明,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最后我听说我们的研讨会之后,将要产生常设的“中国唱法”学会,我想念、相信这个学会的成立,必将会进一步推进我们中国的音乐事业,中国的声乐事业,特别是中国声乐事业的健康发展,它一定会产生伟大的作用。我再一次祝愿大会圆满成功,也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万事如意。谢谢。(摘自:1996年10月中国声乐学会专刊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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