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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璋教授就建立发展“中国声乐学派”等问题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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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璋教授就建立发展“中国声乐学派”等问题答问

  问: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唱法’声乐学会”?
  答:中国声乐是世界上有着悠久历史的、科学的声乐艺术。我国古代戏剧艺术大师们撰写了许多声乐论著。元代的“唱论”,明代的“词林须知”、“曲律”、“方诸馆曲”、“度曲须知”,清代的“闲情偶寄”、“南曲入声客问”、“乐府传声”、“顾误录”等等,这些著作论述了古代声乐教学技艺,对古代声乐歌唱家们的歌唱方法做了剖析。书中还记述了善歌者的歌声能使“行云不流,木中皆坠”,其时,“三军喧轰,万骑杂沓,歌声一遏,壮士莫不倾耳,人皆默然”;善歌者蒋康之“夜泊彭蠡之南,扣舷而歌,湖上之民,莫不拥衾而听,推窗出户听者杂合于岸”(详见《中国古曲戏曲论著集成》)。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想象古代歌唱家的歌声,具有多么强大的铿锵穿透力,他们清脆明亮的艺术感染力又是多么令人折服。
  二十世纪以来,我国许多致力于歌唱事业的有志之士,相继出国学习或从师探研西洋音乐及西洋歌唱方法,将西洋的优秀声乐文献及歌唱教学方法,引进并传授给我国音乐界,从而更加丰富了中华民族声乐的生命力。老一辈声乐家们为了倡导“中国唱法”,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声乐界的几代人,为建立“中国声乐学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为了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在声乐领域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急需一批声乐敬业贤士,团结合作,将我国几千年积累下来极其珍贵、丰富的中华民族声乐瑰宝,整理、总结、继承、发展下去,实现老一辈声乐家的夙愿(遗愿),大力倡导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声乐表演艺术,以促进“中国声乐学派”的建立发展,是成立“‘中国唱法’声乐学会”的指导思想和建会宗旨。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中国唱法’声乐学会”成立以后,在召开会长办公会议研究工作时,一致同意:为了团结全国各界声乐工作者,共同为建立、发展“中国声乐学派”做贡献,决定将“‘中国唱法’声乐学会”更名为“中国声乐学会”。并已上报上级部门,得到了批准。

 

  问:《中国声乐学会章程》总则中提到:“‘中国声乐学会’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倡导‘中国唱法’,为促进‘中国声乐学派’的建立和发展做贡献。”请您谈一下如何理解?
  答:从宏观上讲,“中国声乐学派”是个题目很大的专业性、学术性、政治性很强的课题,它包括着理论、作品、代表人物等多方位的问题。在西洋乐坛上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声乐学派。各声乐学派能独立成“派”,都是有自己的理论和主张,并通过它们的作品及其学派中的优秀演员,展现于社会使听众认同。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历史,如何继承、整理我国珍贵丰富的民族声乐遗产,总结出中国声乐的理论,创作出我国音乐语汇的优秀声乐艺术作品,培养出高水平顶尖的具有中国语言特色的中国歌唱家,将中国优秀的声乐作品唱遍全国、推向世界,不仅大力弘扬了中华民族文化,而且也使“中国声乐学派”立于世界声乐乐坛之林。作为一名中国声乐工作者就为建立、发展“中国声乐学派”做出了贡献。
  从微观上说,“中国声乐学派”是包括着我国56个兄弟民族中用标准普通话、通用普通话、地方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多种不同风格、特色的声乐艺术。为此在探求创立“中国声乐学派”的过程中,在提倡“中国唱法”时,必须要大力倡导运用标准普通话进行演唱的“中国唱法”;更要提倡贯彻通用普通话、地方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多种不同风格、特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国唱法”,这是繁荣发展“中国声乐学派”的核心。

 

  问:什么是“中国唱法”?
  答:虽然世界人类学有人种的分类,但人类发音器官的构造是大同小异基本一致的。因此,从生理学、物理学去研究人类自然的发音原理和发音状态,可以说都是一致。不过由于声乐艺术是语言“加”音乐的艺术,“语言”和“音乐”是歌唱艺术的物质基础,我们不难理解声乐教学的学问,就是研究语言在音乐旋律上延长、走动、扩大的学问。因为世界各国都有各个国家的语言,加之各国民情习俗、风格特色及音乐语汇的各异,所以世界各国都有各个国家互不相同的歌唱方法,例如:意大利唱法、德国唱法、俄罗斯唱法、朝鲜唱法、印度唱法等等。世界各国都有各国的歌唱方法,我国也有中国唱法,专业音乐教育本应是以倡导中国唱法为主导才是正理。
  从“唱法”的含义上讲,“中国唱法”是继承了中华民族声乐传统之精华,借鉴了西洋的演唱技法和先进的声乐教学手段,以标准普通话、通用普通话、地方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丰富、多采的语音韵律规格要求,在作曲家所谱写的音乐语汇旋律上,将歌词进行延、走动(演唱)中,完成咬字真切,情感动人,音质甜美,铿锵有力,唱情,唱神,唱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的、为中国人民审美情趣所欢迎的歌唱方法。
  建国初期我国音乐界已认定外来唱法(即现在所谓的“美声唱法”)为“欧洲唱法”、“西洋唱法”、“西洋传统唱法”或“意大利唱法”。对我国各民族歌唱家演唱的方法,统称为“民族民间唱法”。
  中国唱法是世界上有着悠久历史的、科学的歌唱方法,我国有雄厚的民族声乐传统,古代朝廷就已经设立了音乐官署“乐府”,它的主要任务是采集各地民间诗歌和乐曲作品,以及组织各种音乐教学活动,我国古代戏剧艺术大师们撰写了许多声乐论著。从二十世纪以来,我国老一辈歌唱家又相继出国学习或从师探求西洋音乐及西洋歌唱方法,将西洋优秀音乐文化传入我国,从而更加丰富了中华民族声乐艺术的生命力。
  中国唱法继承了中华民族声乐传统的精华,吸收了外国歌唱教学的科学原理,以汉语标准普通话语音、语调为基准,同时结合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和百花齐放的需要,积极进行声乐教学的文化创新,努力繁荣我国先进文化,把亿万人民紧紧吸引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它既符合我国国情和人民的审美情趣,又有利于中国的文艺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国唱法不是盲目跟着外国人走的所谓“美声唱法”与“通俗唱法”,也不是固守在我国传统的一个模式里的所谓“民族唱法”。而是研究、提炼了中外唱法中那些合理、卫生、正确、科学、先进的“成分”,博采众长,调动了歌者自身的“八大器官”,采用了“十九技”行之有效的技能方法,组成了歌者自身“真声机能、咽音机能、真的假声机能结合成一个整体高泛音共振声道的歌唱嗓音机能”,这一“嗓音机能”的提出,对声乐教学科研理论的研究和声乐教学的实践上,都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唱法是先进、高效、创新的声乐教学,在声乐专业课的教学中,将《声乐理论课》、《舞台语言语音正音课》、《示范教学课》与《声乐个别辅导课》充实为主课课程。中国唱法声乐课教学是“‘一对一’对十人”、“‘一对一’对二十人”、“‘一对一’对三十人”、“‘一对一’对四十人”的“示范教学”及“个别辅导”的授课方法。此法使教师、学生双方,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真正体现了大学高等教育“教、学、研究”的教学科研氛围。由于中国唱法教学法的改革实施,提高了创新的力度,加快了教学的进度,从而使学习“中国唱法教学法”学员的艺术嗓音在学习期间,有了质的改变和跨越,一年就走上舞台,大专、本科毕业具备“双职型(能教能唱)”合格教师、演员的水平。
  中国唱法在声乐艺术嗓音教学中,有合理、正确地开发声带发音技巧先进科学的《咽音(膛音)用于艺术歌唱》(不是“纯咽音”)技能,为歌者组成真声机能、咽音机能、真的假声机能结合成一个整体高泛音共振声道,获取大能量发音嗓音机能的歌唱物质基础成为了可能,也给后人了解我们的祖先在没有“电声、扩音”的条件下,如何率领、指挥千军万马以及古代歌唱家“声震林木、响遏行云”的歌喉,解放战争时期部队文艺工作者在没有话筒的情况下,为数千名战士、乡亲们在“打麦场”演唱的工夫,是怎么练习得来的;中国唱法有声乐教学中62个为什么的疑难教学课题的学习练习,从而开创了我国专业声乐教学内涵创新的新局面。中国唱法为促进科教兴国战略及科学发展观的顺利实施做了表率。
  1996年1月28日在中国声乐学会成立大会上,经我国教育界、文化界,老一辈音乐家、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们充分酝酿,集思广义,取得了对“中国唱法”称谓的共识,并写进了“学会章程”,这就是:“‘中国唱法’是继承了中华民族声乐传统之精华,借鉴了西洋先进歌唱技法及教学手段,以标准普通话、地方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丰富圆润的语音韵律及中华民族音乐语汇为规格,唱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的、为中国人民审美情趣所欢迎的唱法”。(请参阅附件《中国声乐学会成立大会专刊》第30页)。中国声乐学会成立大会是建国后我国教育界、文化界、老一辈音乐家、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欢聚一堂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一个国家的“唱法”称谓的准确认定,不仅标志着“歌唱乐器”与演唱方法的先进,也体现着专业音乐工作者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关系到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中国声乐艺术如何弘扬民族文化和振兴民族精神,以及建立、发展中国声乐学派的问题。

 

  问:“中国唱法”在嗓音唱法技巧教学方面都包括哪些内容?
  答:从嗓音唱法技巧教学上研究,艺术歌唱的歌声音源是来自语言(字)的发音源。对一名歌者来说,没有“字”(语音)也就没有“声”。如何将中国标准普通话、通用普通话、地方方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在思想新、理论新、观念新、技法新、手段新的“五新”指导下,集生理学、解剖学、医学、文学、语音学、音响学、音乐学、心理学、表演艺术等多种学科于一体,采用理论大课、示范教学课、集体练习课、个别辅导课等授课形式,使学员很快地明确科学的声音概念和声音形象,从而较快地克服歌唱弊病,释放“自家声”,解决“真假声”无痕衔接,扩展音域,获得高泛音共振声道,掌握结实、明亮、集中、高位置、有穿透力的声音规格。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保健嗓音、治疗喉疾。“中国唱法教学法”是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的教学法,所以它是一种适应性较广、优越性较多、见效较快的艺术嗓音教学方法。
  积极调动、挖掘歌唱者自身的“八大器官”(思维、记忆、视听、呼吸、发音、咬字、共鸣、骨肢肌体)的潜能,“组装”成高质量的“歌唱乐器”,使丰富、圆润、科学、神妙的中国语言,在中华民族的音乐语汇旋律风格上,唱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中国人民审美情趣所欢迎的、时代的心声,是“中国唱法”艺术嗓音教学的重点。

 

  问:您在嗓音技能训练方面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答:根据我个人演唱、教学的体会和经验,我认为嗓音训练必须经过三个阶段。即:释放“自家声”阶段;音乐艺术“修饰声”阶段和音乐、作品风格、特色的整体表现阶段。在这三个阶段训练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开拓学员在思维器官上能动地运用正向思维、反向思维、近远思维、多侧思维的思维方法进行学习演唱;在记忆器官上能动地运用形、色、味的概念记忆、鉴别记忆、对比记忆、实践记忆、程序记忆及快速记忆的记忆方法进行学习演唱;在视听器官上能动地运用常规视听、规范视听、记忆视听、技艺视听及意念视听的原则和能力进行学习演唱;在呼吸器官上能动地运用以字引气、以气托声、气变力,用来自腹式呼吸的呼吸法,支持全身心的歌唱;在发音器官上能动地运用说机能的启动发音,腔体的能动发音,声带闭合、拉长、缩短、变薄、吹开发音的三体多功能的发音能力去获得:真声机能、咽音机能、真的假声机能无痕衔接为一个整体自然的(自家声)嗓音发音机能,去塑造多功能的音乐艺术的歌唱嗓音表现;在咬字器官上能动地运用唇、牙、舌、齿、颚、喉、颊的同步协力地完成,后位字前咬,低位字高咬、横位字竖咬、前位字上咬的“三尖(唇、舌、齿)”推“一尖(上丹田)”的定位、定力能力;掌握快速出字,韵律发音,二次吐字的咬、吐、走、开、收的咬字方法去进行歌唱;在共鸣器官上能动地运用“平板共振”,“厅”、“舍”为腔,以胸腔为“底座”,头腔为“射心儿”,口腔共鸣不能孤立出现的整体全身心的高泛音共振声道的共鸣法训练嗓音共鸣;在骨肢肌体上能动地调动、挖掘歌唱者自身内“歌唱机能”的各个器官的最大潜能力量,能动地“组装”成同步的“歌唱乐器”,完成歌唱嗓音的塑造,去进行艺术歌曲作品的二、三度创作。
  我个人的这些体会和经验仅是一些探索,提出来抛砖引玉,供大家研究参考。“中国声乐学派”的理论建设,必须依靠广大声乐界同仁在自己的教学、歌唱实践中探索、总结、积累。

 

  问:当前社会上流传着“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现在又提出“中国唱法”,您是怎样认识?
  答:建国五十五年来,各行各业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声乐艺术在两年一次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影响下,虽然对繁荣社会群众性歌咏活动、文化娱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大赛”对专业音乐艺术工作和业余群众文娱活动的理念混淆,经媒体在国内的广泛传播,给国人对“唱法”的认识上造成了混乱,对社会产生了误导,直接影响着专业音乐艺术对中国声乐学派的建立与发展。
  “三种唱法”的命名是在“文革”后出现的,造成这一现象是有其时代、历史、政治等原因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为繁荣社会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举办全国“唱法”比赛中,为了便于区分“作品”及分辨嗓音类别,并体现改革开放以后的群众文娱景象,同时又避免了“文革”时期批判“封、资、修”,“大、洋、古”留下的心理余悸,所以在当时举办首届全国性的“唱法”比赛时,就把建国后音乐界早已认定定名的“西洋传统唱法”、“西洋唱法”或“意大利唱法”,改成了“美声唱法”;把建国后音乐界对我国自己的歌唱方法已认定定名为“民族民间唱法”改成了“民族唱法”;对改革开放后引进的日本歌手使用话筒演唱的卡拉OK形式,则称为了“通俗唱法”。我们从做学问的角度研究,“三种唱法”的分类命名是不严谨、不严肃的
  毛主席早在一九五六年接见音乐工作者时就告诫我们:“学习西洋一定要民族化”。周恩来总理更加明确的指出:“民族化,就是中国化”。一九六五年中国音乐学院建院时,周恩来总理对赵沨老院长说:“现有‘白毛女’、‘茶花女’、‘七仙女’三种唱法,这三种唱法终究要走到一起去,会出现一种新的唱法,即中国唱法。”(详见1995年5月5日《人民日报》)。从周总理的讲话中不难察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继承、借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重任寄希望于后人。
  何谓“唱法”?从专业声乐艺术研究“唱法”,“唱法”是歌唱行为规则的总称,是歌唱的标准、典范,是歌唱可以仿效的方法、方式。我们反思“三种唱法”的含义,检讨它的导向,不难发觉,第一:我国是一个具有56个兄弟民族的多民族的大国,“民族唱法”指的是我国那个兄弟民族的唱法呢?“民族唱法”一词不能囊括我国56个兄弟民族不同嗓音风格、韵味,不同方法、要求,因为我国56个民族相互间的“唱法”要求是不尽相同的,如果用媒体把个别省区的演唱风格、韵味,当成了我国“全民族”唯一的唱法去提倡,这会给国民产生一种什么错觉?第二:把“意大利唱法”称为“美声唱法”放在了“三种唱法”的首位,经过媒体大肆传播后,使本是专业艺术院、团,少数人从事的国际声乐艺术借鉴、交流的艺术项目,在“崇洋”意识影响下,一直占据着我国大、中、小学,群、文团体声乐教学授课内容的主导地位。由于多种原因“美声唱法”在教学中,教师们往往只图“唱法”上的模仿,为了追求“洋”的“味道”,结果使得“西洋唱法”中的一些演唱技法、要求难以正确借鉴、区别,以及“西洋唱法”中的一些脱离中国语言实际、民俗传统的地方,也不假思索地照搬过来,致使学员在演唱中,不自觉地出现了“假洋鬼子”那种“拿腔”、“拿调”的现象在全国声乐教学中蔓延,使得专业教学将本是嗓音毛病和缺点的:“包”、“含”、“后”、“沙”、“僵”、“暗”、“散”,“假”、“空”、“虚”、“弱”、“挤”、“单”、“薄”等弊病,以及那种不正确的发音、咬字,而出现的“口腔音”、“声包字”,却在声乐教学中成了“引以为傲”的“优势”。在这里更要指出的是,我国《音乐词典》将意文Bel canto(贝勒康托)注解为“美声唱法”是误译。意大利文Bel canto此词直译汉语为“美的歌”或是“好听的小曲”、“好听的小调”,根本没有“唱法”的寓意。十多年前我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意大利声乐教材《心的歌声》的翻译者、中央音乐学院李维勃教授就在《音乐周报》上发表文章指出:“‘美声唱法’一词是翻译上的错误”,音乐界一些权威、专家,也都在不同的场合、多种报刊上对其指正。第三:“大赛组织者”把日本家庭、歌手使用话筒没有一定嗓音规则、标准的“卡拉ok”娱乐消遣方式,被称为“通俗唱法”捆绑到一起列入大赛是文化知识界作的一件没有文化知识的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如何能冠以“唱法”?“通俗唱法”从术语概念上讲也是不妥的。
  二十世纪以来,我国许多致力于声乐事业的有志之士,相继出国学习或从师探研西洋音乐及西洋歌唱方法,将西洋的优秀声乐文献及歌唱教学方法,引进并传授给我国音乐界,从而更加丰富了中华民族声乐艺术的生命力。老一辈声乐家们为了倡导中国歌唱教学方法,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声乐界的几代人,为建立“中国声乐学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初期音乐界称外来唱法为:“欧洲唱法”、“西洋唱法”或“西洋传统唱法”。对我国各民族歌唱家演唱的方法,统称为“民族民间唱法”。五十年代,我国音乐界曾开展了“唱法”上的“洋、土之争”。争论最终虽未做出什么结论,但“洋嗓子科学”、“土嗓子不科学”的导向,却深深地印在音乐界人士(歌手、演员)的脑海里。“崇洋”和“洋为中用”的方针,如何正确区别、合理落实,是专业声乐教育中的一门科研课题。六十年代“文革”中,批斗了“大、洋、古、封、资、修”。 八十年代初,中央电视台举办全国青年歌手大赛,为了回避文革批斗“崇洋”的心理余悸,将“西洋唱法”改成了“美声唱法”。虽说此命名,避开了“洋、土之争”,也回避了“崇洋”的嫌疑,更注入了“开放思想”。但却忽略了大赛的“大方向”。在全国举办形成制度(两年一次)的中国歌手大赛,不以中国唱法为主,而让外来的“唱法”占据了大赛的三分之二席位。这种导向不利弘扬民族文化,不利建立发展中国声乐学派。由于“命名”的随意性和缺乏准确的理据,使得社会声乐教学理论,普遍存在着自流、松散。有些教师竟认为:“声乐没有什么理论可讲,要讲,一分钟就讲完了。”“自然歌唱坏嗓子”等等。教学中只知一味的“听录音、听录音、再听录音”;“模仿、模仿、再模仿”。社会上的歌唱,到处是“模仿”、“雷同”、“吐字不清”、“咬字造作”、“千人一面”等通病。“三种唱法”的传播,制约了专业声乐学员嗓音潜能的开发,“板结”了歌手的“可塑性”,诱导歌手不自觉地进入了嗓音运用上的不合理、不卫生、不正确、不科学、不先进的误区,阻碍了专业声乐学员歌唱艺术道路的拓展,延误了声乐理论的求索,致使声乐教学歌唱理论思维较为简单,不能培养其“发散思维”的能力和不断创新的习惯。使音乐教育工作者失去了专业理论研究、改革的科教内涵;失去了为建立发展中国声乐学派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更为严重的是,给社会及声乐艺术界,造成了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和“门户之见”,对建立发展“中国声乐学派”形成了阻力、障碍。我在基层学习、考察中,深感这一现象给国民音乐理论教育、演唱方法、教学科研氛围造成的影响,以及学生毕业难以分配等现实,使人担忧。
  “定期”两年一次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是专业声乐艺术活动?还是业余歌咏娱乐活动?大赛不以中国唱法为导向,对国民音乐教育意味着什么?“美声唱法”、“通俗唱法”、“民族唱法”如何与建立、发展中国声乐学派“挂钩”?“两年”、“两年”、“两年”的这样发展下去,对中国声乐学派的建立与发展工作,怎能起到指导作用?不能不再引起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的关注。

 

  问:听说最早您是“学院派”,后是“咽音派”,现在又倡导“中国唱法”,这是为什么?
  答:1949年我从歌唱、学指挥开始进入专业文艺队伍。解放初期,团里派我们三个歌唱演员去天津在“十一经路”的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声乐,两位同志从夏重恒老师学习,我从喻宜萱老师学习,后来因工作的关系我就在京从师莫桂新、张权老师学习声乐。1959年又在上海音乐学院随蔡绍序、温可铮老师学习。六十年代初(1961年)组织上决定派我去投考上海声乐研究所研究生班(此班由国务院文化部批准开办)。1964年9月我从上海声乐研究所毕业回团,在这四年中,主要是向我国著名嗓音专家、男中音歌唱家、声乐基础理论大师林俊卿博士学习“咽音”技法,得到林大夫的亲传。所以从我学习声乐的经历看,用不准确的“派”这个词来说,五十年代学的是“学院派”,六十年代学的是“咽音派”。从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我又随沈湘、尚家骧、李维勃等几位老师学习。但是无论我向谁学,学什么,最终的目的为中国人民服务,要为中国人民服务,就必须用中国人民喜欢的唱法去歌唱,这个认识是经过实践对我的教育而逐步形成的。建国初期,一些演唱尖子,相继被送出进修学习、深造,但当他(她)们学习结束回团后嗓音变“虚”了,变“假”,变“洋”了,演唱后的效果观众反映非常冷落,不如去学习前那样受听众的喜爱。更有甚者,学回来以后,却不能歌唱了,无奈改行做了其它工作。这引起我的深思!六十年代,从大学分来了几名毕业生,他(她)们虽有较全面的音乐修养,但在演出工作上,却不如从连队战士演出队选调来的演员嗓音更明亮,咬字更清楚,表演更贴情,更受观众的欢迎。这一现象使我对“唱法”这一问题,更加深了认识。1961年我去上海声乐研究所学习前领导对我说:“这次派你去上海声无法研究所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要你把林俊卿先生的一套”咽音“练声的技法学到手,学回来以后和音乐学院的方法相结合,教咱们自己的同志,为部队服务。”这番话,从我思想认识上更清楚了要走自己的路,提高了我在外出学习中要警惕克服盲目追求西洋,以“洋”为高,以“洋”为荣,牢固树立了“洋为中用”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受国内与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声乐界也出现了几次大的辩论波动和变革,对声乐的民族性、艺术性、技能、技巧,以及如何继承祖国声乐优秀遗产,借鉴西洋科学的教学手段,博采众长、团结共进等问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实力、善工作的集教学、研究、演出实践于一体的机构去专门为“中国声乐学派”的建立、发展而求索、验证。所以我国声乐界在教学中所遇到的“中与洋”、“真与假”、“说与唱”、“学与用”等课题中的矛盾,一直未能明晰的解决。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仍然是声乐教学中的“老、大、难”。
  经我近五十年的学习、演唱、教学实践,我深深地认识到:中国人民需要“中国唱法”。作为一名好的声乐工作者,首先要学习、继承我中华民族优秀的声乐遗产,借鉴吸收外来对我们有用的知识,博采众长。而且在学习中一定要了解、研究我国声乐的“国情”,防止在成长的道路上,不自觉地脱离了中国人民的审美标准,出现误入盲目追求不受群众欢迎的那种“声包字”、“口腔音”、“假洋鬼子”的歌唱弊病。

 

  问:有人认为“中国唱法”就是“咽音唱法”,这种说法对吗?
  答:认为“中国唱法”就是“咽音唱法”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有这种认识的同志,对什么是“咽音”没搞明白,对什么是“中国唱法”更不清楚。
  什么是“中国唱法”前面我已经说了就不再重复。在这里我想就“咽音”的问题讲一下。
  首先要说明的是:纯“咽音”不是“唱法”,社会上提“咽音唱法”这个词,是不准确的,纯“咽音”不是艺术歌声,“咽音”只能以“成份”(质与色)出现在艺术歌声中,因为纯“咽音”是通过人体的发音机能所发出的,具有明显音响特征的一种“纯机能的声音”,这种声音尖锐、刺耳、难听,所以它不能直接作为艺术歌声去歌唱。我国著名嗓音专家林俊卿博士早在五十年代,倡导、普及 “咽音”技能时就指出:纯“咽音”不能直接歌唱。它好比炒菜中放盐一样,放少了没味,放多了太咸,就无法吃了,但是当歌声中带有适当的“咽音成份”,其音色就会有金属般的脆亮,声音就变得比较美妙动听,比较有表现力。有关纯“咽音”不能直接歌唱。我在《咽音技法与艺术歌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中已有详细的论述的。因为“咽音”是以金属般清脆、明亮的质色,出现在艺术嗓音中,所以世界上好的、一流歌唱家嗓音中必定都有“咽音成份”。
  七十年代开始,我普及“咽音用于艺术歌唱”有三个目的:第一,讲解“咽音”的发音原理;正确认识“咽音”的实用用途:“咽音”只能以金属般明亮的质色“成份”在艺术歌声中出现,纯“咽音”不能歌唱。第二,讲解什么是“中国唱法”?学习如何获得有“咽音成份”的艺术嗓音的发音方法。从而正确地学习、掌握真声机能、咽音机能、真的假声机能无痕衔接为一个整体自然的歌唱嗓音发音能力;提高学习者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能力,从而加快声乐教学改革的步伐,提高教学成效。第三,做好普及、倡导“中国唱法”的社会宣传工作。我相信,当我们对什么是“中国唱法”和什么是“咽音”分辨清楚了,就不会再把二者混为一谈,也就不会把“中国唱法”说成是“咽音唱法”了。
  文学艺术,首先要有民族性,而后才可能有世界性。研究倡导“中国唱法”不是纯学术问题,而是如何弘扬中国声乐艺术,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并将中国优秀的声乐作品“中国唱法”歌唱家推向世界的问题,是我国每一位音乐工作者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任重道远。我们坚信,在知识不断更新,时代超速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今天,“中国唱法”必将在不远的日子里以其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声乐乐坛之林。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最后我想以这句名言同大家共勉。求同探异,团结起来!为倡导“中国唱法”建立发展“中国声乐学派”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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